《跟伟人度过的童年时光》——第五章

《跟伟人度过的童年时光》——第五章(2009-07-2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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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24年的10月离开“住持城堡”,回到纽约过冬。那时,我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家庭”的一员。我的哥哥汤姆和我生活在一个奇异、有问题的世界中,已有几年之久。我的母亲露易丝在我大约18个月大的时候与父亲离婚。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位继父,但是,在1923年,我的母亲住院大约1年之久,此时珍妮·希培和玛格丽特·安德逊(玛格丽特是我母亲的妹妹)——他们是声名狼藉的《小评论》的共同主编——照顾着我们两个人。一直到今天,我都完全不了解为何玛格丽特和珍妮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对于两个女人而言是一种奇异的“计划性的亲子关系”;我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从任何观点看来,这都是一种好坏参半的事情。由于玛格丽特没有跟我们从法国回来,真正的责任就落在珍妮的身上。

我只能以我当时对我们家的看法描述:汤姆和我上纽约的一家私立学校;我们在家也有各种杂事要做,注入帮助煮饭、洗盘子,以及等等的。虽然,我们接触到很多不寻常的影响力和经验,但这些无论如何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我发生作用。在这个家中——如果“家”是适当的用词——两个女人在编杂志,来访的人全是艺术家、作家,以及知识分子(我没有较好的字眼)。但是,我却设法生活在自己私人的而世界中。学校每日的例行工作对我而言更加重要,因为这种例行工作自然设计其他孩童,以及平常、可了解的活动,其重要性胜过那种实际上形成我们的背景的反复无常和“有趣”的生活。艺术的世界不能取代童年;甚至与我的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对我而言也比远离我的家庭——它基本上以我的母亲为中心——住在纽约更“正常”。

那年冬天最重要的外在事件是,我的父亲忽然出现。基于我不曾完全了解的理由,珍妮已经决定,她(或者也许她和玛格丽特)应该以合法的方式领养汤姆和我自己。就因为领养手续的问题,我和父亲才在大约10年之间完全看不到人之后回来,涉入了此事。最初,他并没有亲自出现。我们只是被告知:他拒绝我们被领养,想要自己拥有对我们两人的监护权。

就我当时的了解,珍妮获得A.R.欧瑞吉以及其他“葛吉夫的人”的帮助;她在跟我们两人商量后,说服我的父亲不要干涉,于是,收养一事就成为合法的事实。

在很多方面,那年冬天那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可怕的冬天。我想,任何成人都不可能了解一个孩童的感觉——他被以完全清楚的语言告知可能或不可能被某一个人所领养。我不认为,孩子们再被问及这样的事情时会有“意见”——他们自然固守已知和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我的感觉和经验而言,我与珍妮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挥发性与爆发性。时常,我们之间有着大量的情结、爱意成份,但是,关系的情绪成份让我惊恐。我越来越排除我身外的一切。对我而言,我必须跟别人共存,必须忍受他们。我尽可能自己一个人生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中做白日梦,渴望能够逃脱四周那复杂而又时常完全无法了解的世界。我想要成长,单独一个人——离开他们所有的人。因此之故,我几乎总是陷在困境之中。我懒于去做家中的工作,我憎恶别人对我的要求、我必须尽的责任,以及我所要做的贡献。由于我有孤独的感觉,所以显得倔强而独立,通常都陷在困境中,时常受到惩罚。那年冬天,我开始——最初缓慢地,但却坚定地——轻视我自己的环境,开始憎恶珍妮与汤姆——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存在于那儿,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但是因为做起来很容易,所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几乎没有真正的兴趣。我越来越退隐到自己所塑造的一个梦想世界中。

在属于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中,有两个人并不是敌人:他们以灯塔般的亮光突显出来,然而我却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我的母亲以及——当然了——葛吉夫。为什么说“当然了”呢?葛吉夫身为一个人类的这个简单事实,也就是我前年夏天那几个月之中与他之间的那种不复杂的关系——对我而言——就像是一种木筏之于一个快溺水的人。

我当时被问及由父亲(他在我心目中是另一个有敌意的人)“接管”的可能性时,我大声表示反对,并不是说,我期望自己的声音有任何的分量。我的主要恐惧时:我不认为自己能够面对另一个陌生、未知的新世界。还有一件事,当时对我很重要,那就是,我确知,如果我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我就再也不可能见到葛吉夫或我的母亲了。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我的母亲跟着一个不是我的继父的男人到达纽约,但她立刻被珍妮遣走了。我记得曾被允许在公寓的楼梯跟她讲话;如此而已。我现在并不可能片段珍妮在当时的动机或目的。我相信,她的心中有着最佳的意向。结果是,我却在当时认为她是我的死敌。一般孩童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母亲多年来一直是唯一的单亲时——我认为是足够强有力的。就我的情况而言,这种关系是激烈而又令人沉迷的。

我的父亲在圣诞节前不久确实出现了,但事情并没有改善。那时一次困难而不自在的见面;我与他之间没有什么沟通——我只为我自己讲话。他在沟通时总是显得忸怩不安,因为他是一个羞怯而又“教养良好”的男人。有一件事他确实设法去沟通,那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对于“领养”一事做任何最后的决定之前(我有一段时间认为,“认养”成定局了,他不再成为威胁因素了),他要汤姆和我跟他以及他的妻子度过一个周末。

我认为,让他尝试一下是很公平的。如果这句话似乎显得无情,我只能说,大部分孩童的决定就那个意义而言都是“无情”而合逻辑的——至少我的决定是如此。也许是珍妮和我的父亲做了决定(汤姆和我表示同意):我们要到长岛去看他,时间是一个星期。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次长岛之行是一次灾难。我的父亲在几乎我们一到达就宣布,要是我们决定跟他在一起,则我们是不能住在他的房子的,而是要被送到华盛顿特区区跟他的两个老处女姑妈住在一起——如果他不这样说,此行也许就不会那么具灾难性了。我认为,成人必须向孩子说明他们所面对的事实或情况。无论如何,他在宣布这件事时,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感情,任何情绪(没有迹象显示,他爱我们,要我们,也没有迹象显示,两位姑妈需要两个小男孩住在她们家中),在我看来似乎完全不合逻辑,甚至最终而言是很逗趣的。我开始感觉到甚至比以前更孤独——像一件没有人要的行李,需要有储存的空间。由于我的温和的父亲似乎不断要寻求我们的赞同,并问我们问题,所以,在他家中呆了两天之后,我就坚决地说,我不想跟他或他的姑妈住在一起,想回到纽约。汤姆继续呆到一个星期结束;我并没有这样做。然而,他让我离开的条件是,至少我要考虑再到长岛过圣诞节。我冷冷地表示同意考虑此事。我可能毫无保留地同意了——现在记不得了。只要能离开,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甚至珍妮,纵使拒绝了我的母亲,对我而言也是我所熟悉的;我所恐惧的是不熟悉、未知的事物。

无论如何,冬天过去了。无论如何,虽然我时常做恶梦,梦到我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住持城堡”,但最后还是决定——实际上是真实的——我们要在明年春天回去。此时,葛吉夫已经成为地平线上的唯一标识,成为一个可怕和不可预测的未来中的唯一安全岛。

在那个冬天之中,葛吉夫所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为何到枫丹白露”,具有惊人的重要性。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月之中,他在我的感情与理智之中都有其伟大的重要性。他不像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成人;他是绝对讲道理的。他是完全正面的——他命令我去做事情,我完成了。他没有质问我,没有强迫我去做我去做我完全无法做到的决定。我开始渴望有一个人,他会做像“命令”我去除草那样简单的事情——会对我提出一种要求,无论他的动机是多么不可理解(毕竟每个成人都是“不可理解”的),但这种要求就是一种要求。我开始想到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讲逻辑的成人。身为一个小孩儿,我并不关心——事实上,我并不想知道——为何任何成人做了任何事情。我急迫地需要一个权威,胜过需要其他一切。在我那个年纪中,一个权威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的人。在11岁时被咨询事情,被要求为自己的将来做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这种事整个冬天都在进行着——不仅是无法了解的,并且也是很可怕的。

他的问题演变成“我为何想回到枫丹白露”,并不难以回答。我是想回去,住在一个人身边,这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我是否了解他在做什么,那并没有任何重要性。然而,我并不摒除这个问题的原始用语——这个问题之所以生动地留存在我的心中的原因之一是,首先,我到那儿是完全与我无关的。我只能感谢任何让我可能到那儿的力量(那时,“上帝”的观念对我而言是很模糊的)。一年之前,最吸引我去枫丹白露的原因是,我必须越洋才能到达那儿,而我喜爱坐船。

在那年冬天之中,由于葛吉夫在我心目中有其重要性,所以我的一种感觉大大引诱着我:我感觉到,我必须到那儿,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好像有一种不可说明的神秘逻辑存在,使得我必须在那个特别的时间亲自到达那个特别的地点——我到那儿是有一种真正的目的。从当时我四周大部分成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葛吉夫主要是关系形而上的活动、宗教、哲学,以及神秘主义;这个事实似乎增加了我们见面的某种命定成份。

但是,最终而言,我并没有承认我与他的关系是“事先命定”的。由于我对于葛吉夫先生本人有所记忆,所以我并不致陷于这种白日梦之中。我不便否认他可能具有天眼通和神秘的能力,是以为催眠者,甚至具有“神性”。重要的是,这些事情都不要紧。关于他,要紧的是,他是一个正面的、实际的、明智的、讲逻辑的人类。在我童稚的心灵中,“住持城堡”似乎是整个世界中最明智的学校。就我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容纳了很多的人,他们极端地忙着生理方面必要的工作,让这个地方持续下去。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简单、更具实际的意义呢?

我知道——至少据说——置身此地也许能够获得其他益处。但是,就我的年纪而言,以及就我的用语(还是用语。。。囧)而言,只有一个目标,并且是一个很简单的目标。那就是,变得像葛吉夫一样。他很坚强、诚实、率直、不复杂——一个完全“不瞎扯”的人。我能够很诚实地记得,我很害怕除草的工作;我也同样很清楚,我之所以害怕的理由之一是,我很懒惰。葛吉夫我除草。他告诉我说,这是很重要的。我去做了。我在11岁时所看到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工作,平常的生理工作,对我而言不再那么可怕了。我也了解到——虽然也许不是很明智地了解到——为何我不必去除那座小山上的草,为何我就像他所说的,“已经做完了”。

1924-1925年的冬天在纽约发生了那些事,结果是我很渴望回到法国。第一次到纽约是归因于一连串无目的、无关联的事件,这些事件取决于我母亲的离婚、生病,玛格丽特与珍妮的存在,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兴趣。1925年春天回去则似乎是命定的。我的感觉是:如果必要的话,我要单独前去。

我对于成人世界的幻灭,以及缺乏了解,在圣诞节前达到了一种高潮。我变得(我是在描述我的感觉)像是两只狗所争夺的一根骨头。由于我的母亲已不再涉及争论,所以珍妮和我的父亲之间仍然在进行着有关汤姆和我自己的监护权之争。我现在确实认为,这是两方在进行一种“保住面子”的行动;我无法相信,两方都是为了我们的特别价值而要我们——当时,我确实表现得很差,不足以让他们特别想要我。无论如何,我已经同意,或者至少同意考虑,要在圣诞节去看我父亲。等到时机决定的时间到临时,我却拒绝了。我拒绝的表面以及方便的理由是,珍妮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要来一次“成人”圣诞节——很迷人,要开派对,要去看戏,以及等等的。然而,我的真正理由却是一直都存在的理由:尽管我认为我和珍妮之间的关系多么不可能,但她却是我接近葛吉夫的保障;我尽力与她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就她而言,由于她既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也不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我的决定——显示我显然喜欢她——让她感到很高兴。

我的父亲很不快乐。我无法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要我自己做决定。他来到纽约,要带汤姆去——汤姆同意跟他一起过圣诞节——并带了几个大礼物要给我。礼物让我很尴尬,但是,当他要我重新考虑时——我认为他用礼物为诱饵——我又伤心又气愤。我认为,成人世界中的不公正以及缺乏“正义”,由这种行为获得证明。我流着泪,对他很生气,告诉他说,我是不能被收买的,我会一直恨他对我所做的事。

为了我的父亲的缘故,我想要再补充说,我完全意识到他的善意,我也了解到,他当时因为我而受到可怕的情绪震荡。对于他而言,令他忧伤的,也许甚至令他心碎的是,他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在他的世界中,孩子们并不拒绝父母。

冬天终于过去了,只不过我现在仍然认为它是无止境的。但是,它确实是过去了,并且随着春天的来临,我对于“住持城堡”的渴望加强了。一直到我们实际上坐上一艘船前往法国,我才相信自己真的会回去。一知道我再度穿过“住持城堡”的大门,我才能够停止梦想、相信与希望。

我再度看到葛吉夫时,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抬头看着他可怕的胡须,发亮的光头下面那爽朗、开阔的微笑。像一种温暖的大动物一样,他把我拉到一边,手臂和双手深情地压着我,说道:“那么……你回来了?”说出来的话像一个问题,不是之一种事实的陈述。我只能对着他点头,压抑着那快爆发的快乐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