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伟人度过的童年时光》——第二十二章

那年夏天要结束时,很多来访的美国人都准备离开“住持城堡”,也许永远不会再看到它。纵使学校已经重新改造,他们也被允许待下来,但学校并不期望他们第二年会回来。让我感到相当舒适的是,学校又决定我们那年不用回到美国,而我期望冬天来临,因为葛吉夫先生也不计划离开,除了必要出差到巴黎偶尔不在之外,他经常在枫丹白露。如同他所预测的,他妻子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我们预期她会立刻死去。Osho,奥修,静心,爱的艺术,Meditation  z3 O# D. K' Z8 e" ]' K3 R

在她局限于自己房间的几个月之中,我只看过她一次,当时葛吉夫先生派我到她的房间做一件差事。她房间的改变让我很震惊。她瘦得令人无法相信;虽然她确实以类似微笑的神色看我,但是那种努力也似乎使她筋疲力尽。

当园艺工作和大部分的室外活动在冬天快结束时,我们开始进行平常的准备工作:把果实和蔬菜晒干,准备肉类,以储藏在地窖的大桶中,还有砍柴供火炉和壁炉之用。学校的一些楼层都在冬天关闭,一些学生甚至与别的学生共宿一室,以节省燃料,随着学生数目的减少,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室内进行,就像前一个冬天:大部分可用的人力都需要用在家事之上,以及用在厨房、马厩和门房之中。

秋天结束时,有一件事以诱人的朦胧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圣诞节。。那将是葛吉夫先生也在“主持城堡”的情况下,我在那儿所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已经听过许多有关有关精细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说法——总是有两次庆祝活动,一次是根据“英国”日历,另一从是根据“俄国”日历,是在两星期之后——还有两个新年要庆祝,再加上葛吉夫的生日,根据两种日历中的一种,是在一月一日。

当时间接近时我们开始进行精心准备。我们制造传统的节日糖果,我们烘烤蛋糕,储存起来,所以得孩童都准许帮助准备所谓的“客人礼物”,通常是颜色花哨的糖果纸袋,挂在圣诞树上。树本身很大。我们是在“主持城堡”的庭院森林中砍来的,放置在主要的大厅中,树很高,触碰到很高的天花板。圣诞节前的一两天,每个人都帮助装饰圣诞树,大部分是把礼物挂在树上,也装饰数百只蜡烛。我们砍下一根特别的长柱子,放在圣诞树旁,用来捻息可能烧到圣诞树的蜡烛。

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时,已经是圣诞节前夕的下午,那天晚上将有一场盛宴,之后,每个人都要聚集在大客厅,在那一夜的什么时候分配礼物。当葛吉夫先生叫我去时,天色开始变黑了。他跟我谈到圣诞节,问及我前年在美国的圣诞节,以及我对那个假日的感觉;我把预期的答案告诉他,他却告诉我说,很不幸,一些人总是需要在假日工作,以便别人能够享受。他提到那些要在厨房工作、在餐桌上服侍、做打扫工作,以及等等的人,然后,他说,当然有一个人必须在那天晚上到门房值班。他在等着一通长途电话,所以必须有个人在那儿接听。他选了我,因为他知道他能够信任我;我也会讲英文、法文,以及足够的俄文,能够应付打来的任何电话。

此事对我而言如晴天霹雳,几乎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我不记得曾像那一次那样期望着任何的庆祝活动。他当然看到我脸上的失望神色,但却只是说,虽然我无法参与那夜的一般性庆祝,但却能够以更长的时间期望着圣诞节,因为我会在第二天得到我的礼物。我显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逃脱这个指定的工作,于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他。我很早就在厨房吃晚饭,然后去报到,取代在那个特别的日子被派到门房的人。一般而言,夜晚时没有人在门房值班,有一个俄国人家庭住在建筑物的上层,他们接电话,或在极少数必要的情况打开大门的锁。

前一天下雪了,位于门房和大楼之间的前院满是雪,闪亮着白光,为面对庭院的长廊和大厅的璀璨灯光锁照亮。我去报到准备值班时,天色很暗,我怏怏不乐的坐在门房之中,心中充满自怜的感觉,凝视着大房子的灯光。此时那儿并没有活动,其余的学生此时将要去吃晚饭。

似乎经过了无限的时间,我才看到人鱼贯走入大厅。有人开始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让门房的门开着,然后尽可能走近大楼,但却要仍然相当确定:如果电话铃响起的话,我会听得到。天气很冷——我也不确定,在多远的距离中我仍然可以听到电话铃——当他们在点燃圣诞树时,我时而会跑回门房,让身体温暖,并怒视着电话。我祈祷它响起,这样我就能够加入其他人的行列。但是电话只是回瞪着我,显得严厉而默默无言。

开始分礼物了,从最小的孩童开始;我无法控制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径自走到大厅的窗口。我在那儿还没有超过一分钟,葛吉夫就看到我,他站起来,大步走过客厅。我离开窗口,好像他叫我去似的,直接走到城堡的入口,而不是回到门房。他几乎和我同时到达门口,我们短暂地站在那儿,透过玻璃看着对方。然后他以突然、粗鲁的动作打开门。“为什么没有在门房?为什么在这儿?”他生气地问。

我微微流着泪抗议说,其他人都在庆祝圣诞节,但他却打断我。“我要你为我做这件事,而你却不做。回去”他没有提高声音,但他无疑是在生我的气。我回到门房,很伤心,感到强烈的自怜,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再离开我的岗位。

那是想必是接近午夜,那家住在上层的人回来了,我可以离开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憎恨着葛吉夫,憎恨着“主持城堡”,但此时也几乎为我对他的“牺牲”感到自豪。我发誓永不要对他或其他任何人提起那个晚上的事;我也发誓,圣诞节对我而言将不再有任何意义。然而,我却期望第二天会获得什么表示,葛吉夫会对我有所说明,或以某种方式“补偿我”。我仍然想象自己是一种“宠儿”,因为我在他的房间工作,我处于特别的地位中。

第二天,让我更感愤恨的是,我被指派到厨房工作,因为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葛吉夫的房间,能够在他想要咖啡的任何时刻把咖啡送去。我在那天之中看到了他几次,时间都很短暂,但他总是跟别人在一起,没有提到前天晚上的事。在下午的某个时候,一个自称是葛吉夫派来的人给了我一份圣诞礼物,是一些小东西加上一本朱雷斯·维恩的《海底长征》:这就结束了那个圣诞节,除了那天晚上在圣诞节餐会上,我还不停地服侍所有的学生与各种客人。由于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当侍者,所以无法感觉到又再次被选上,或“遭受处罚”,就像我在前晚的感觉一样。

虽然葛吉夫不曾在任何时候提到那个晚上,但那个晚上却显示出我与他之间关系的改变。他跟我讲话时不再好像我是一个小孩,而我的私人“上课”也告以结束;葛吉夫没有在这方面说及什么,我感觉到了威吓,不敢提起上课的问题。纵使圣诞节前夕并没有人打电话来,我却暗自怀疑,就在我离开门房的期间,很可能有人打电话来了,于是我的良心受到折磨。就算真的没有人打电话来,但我却知道自己“有亏”职守,有一段长时间无法遗忘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