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伟人度过的童年时光》——第二十七章

在欧斯磋斯基夫人去世后不久,“住持城堡”的气氛似乎改变了;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归因于她的去世(例如,葛吉夫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在几个月后怀了孕);还有一部分则只是因为我不可避免地长大了。以前不曾在我心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朦胧地出现了。以前不曾在我心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朦胧地出现了。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做什么呢?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葛吉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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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青少年的早期是一段“正常的时期”,在其间,一个孩童开始评估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父母,四周的人。我很容易回答“我为何在那儿”这个问题:导致我到那儿的那些茫无目的和偶然的连串事件,仍然很新鲜地浮现在我心中。但是此时,“我是否想要在那儿”这个问题却变成一个不同的问题。到那时为止,我并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过程;我也不曾想到自己在决定这种过程之中有何影响力。在13岁时,我仍然对于自己的“命运”或未来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力量,但是我确实有问题。

在“住持城堡”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访客、半永久的居民——总是在讨论葛吉夫、他的工作目的以及/或者价值。有很多“学生”在多多少少情绪激烈的情况下离开“住持城堡”:有时是因为葛吉夫不要他们在那儿,有时则是基于他们自己对葛吉夫的态度和感觉。

在我呆在那儿的两年之间,我知道,人们感觉到且相信,葛吉夫不可能做错事,我也确实这样感觉,这样相信。人们感觉到且相信,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是有目的的,必要的,重要的,“正确”的,到那时为止,我并不必要自己对他做任何判断。但是,我终于开始以自己的背景,以自己不知不觉中所获得的价值区看待他;并努力要去评估他,评估学生,以及学校。很多问题——大不跟是无法回答的——出现了。

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所知道的比任何人多,他对于“弟子”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这样一个人具有什么力量呢?关于我与他的个人关系,我心中并无疑问。我喜爱他,他已取代了我的父母。他对我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并获得我对他的忠诚与喜爱。纵使如此,他对我的大部分影响,以及他对我的支配力量,显然是归因于别人的感觉——一般而言,尊敬的感觉——以及归因于我天生的顺从欲望。另一方面而言,我个人的敬畏和尊敬感觉,不如我对他的畏惧来得重要。我越了解他,恐惧就变得无疑是真实的。

在近处观看葛吉夫“整人”,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很有启发性,甚至很有趣,就像他当着我面前对欧瑞吉先生做的一样。但是,欧瑞吉先生,在此事后不久就离开“住持城堡”,不是也很有意义吗?据说,他从此以后在纽约教导人们有关葛吉夫的“志业”;无论葛吉夫对欧瑞吉先生做了什么,都是必要的;但是,最终而言,要有谁来决定此事呢?

葛吉夫自己是无能为力。他所说过且重复很多次的难忘言辞之一是,他所谓人类之中的“好”与“不好”是一起均等地成长的;人类变成“天使”或“魔鬼”的可能性经常是平等的。显然他时常谈到有必要在一个人之中创造或获得一种“调和力量”,以使处理人性的“正面”和“负面”,或“好”的和“不好”的一面,但是他也指出,挣扎或“战争”使用不会停止的;一个人学习得越多,生活就一定会变得越困。情况是“你越学习,生活就越困难”。有时人们抗议他对未来的这种很严酷的观点,但他似乎总是以多少无法反驳的陈述回答,那就是,我们——无论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清楚地思考,都不够成熟,无法判断这对人类是不是一种适当和实际的未来;然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关于他说我无能,我没有论据来为自己辩护;但是我也没有完全可接受的证据证明他有能力。他的力量、吸引力、权利、能力,甚至智慧,也许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些特征结合起来难道就会自动创造出充分的判断力的特征吗?

跟心中信服的人辩论或争斗时浪费时间的。对葛吉夫感兴趣的人,经常分成两类;赞成他的以及反对他的。他们有的呆在“住持城堡”,或在巴黎、伦敦、纽约以及其他地方继续参加他的“群体”,因为他们至少相当相信他有某种答案。还有的则离开他以及他的“志业”,因为他们相信他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魔鬼,或更简单的——他是错误的。

假定他的听众是善意的,那么他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的外貌以及他的胜利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并且一般而言是势不可挡的。他的逻辑——在实际的方面——是不可能驳斥的,并且不曾受到情绪的扭曲;在那方面,在纯粹平常的生活问题方面,无疑他是很公正的。在经营像“住持城堡”这样的学校时,会有问题或争论出现,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或争论时显示他是很体贴、思虑很周到的判官;如果要跟他辩论,或说他不公平,那会是很荒谬和不逻辑的。

然而,我在那个年纪回顾我跟麦迪逊小姐之间的各种经验,却在心中自问:葛吉夫是怎样对待她的呢?对于反抗她命令的人他却给予奖赏,这对她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为何让她置身在那种权威的地位中呢?当然,麦迪逊小姐是亲自在场,作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她似乎更是以为跟随者,更是以为忠诚的弟子,显然没有质疑他对她的待遇。但是终究说来,这就是答案吗?这也许只是证明麦迪逊小姐被他的吸引力,他的正面力量所征服吗?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在几乎40年之后,我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改变这种感觉或想法——那就是,他也许正在寻找一个人或一种力量,能够有效地反抗他。“住持城堡”中确实没有这种与他对立的人。甚至在那个年纪,我也开始轻视那些追随他的人或“弟子”所表现的可怜忠心。他们以压抑的声调谈论到他;当他们不了解他所说的一句特殊的话,或他所做的一件事时,就谴责自己——太轻易就这样做了,不合我的品位,因为他们缺少见识;简言之,他们崇拜他。由一群“崇拜”一个人或一种哲学的人所创造的那种气氛,似乎在那时——现在似乎仍然如此——本身就隐藏毁灭的种子;这种气氛确实容易遭受嘲笑。让我觉得困惑的是,葛吉夫自己嘲笑那些更加信服和忠诚的信徒(有关那两位女士以及那瓶“有明的陈年老酒”的事件就是证明)。在我的童稚、单纯的想法中,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为了“好玩”而伤害任何人;想要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在我看来,他不仅跟学生玩游戏,并且游戏总是对他“有利”;他对着当面被他称之为“绵羊”的人玩游戏;这些人还接受他玩游戏的条件,毫不抗议。在他的忠诚信徒中,有一些人在言语上与他针锋相对,但究竟说来,他们似乎是最“沉迷”或“信服”的;“敢于跟他开玩笑”变成与他维持一种亲密关系的检验——是提供给他们的一种特权,因为他们完全同意他的想法——并非表示反叛。反叛的人并不呆在“住持城堡”以便彼此攻击;他们不准呆下来对他挑战或与他对立;“哲学的独裁”不能忍受反抗。

在13岁时,开始让我沉迷的是一个严肃以及——至少对我而言——危险的问题。我正在处理什么事情呢?他也许在尽量愚弄我,就像他似乎在愚弄别人一样,但我不介意这一点;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如此。但是,如果是的话,我想知道为什么。身为孩童,我看到葛吉夫让成人“出丑”,开他们的玩笑,我无法否认觉得很有趣,但是这样做有什么建设性的目的吗?

甚至在那个年级,我也意识到,“恶”可能产生“善”。葛吉夫说到“客观”的道德和“主观”的道德,我并非完全蒙昧不知。就最简单的意义而言,这似乎意味着:习俗支配主观的道德,而葛吉夫所谓的“客观的道德”则涉及自然的本能和个别的良知。在讨论道德时,他劝我们要在生活中遵循社会的特殊道德习俗与习惯——他很喜欢那句话,“住在罗马时,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去做”——但是,他也强调我们需要一种个人、客观的“道德”,基于良知,而不是基于传统、习俗或法律。婚姻是主观的道德习俗很好的例子;就客观上而言,大自然或个人道德都不需要这样一种神圣的誓约。

葛吉夫将第一部作品命名为《魔鬼讲给孙子听的故事》,或《对于人类的公正、客观批评》;我知道之后并不感觉特别迷惑。他让魔鬼成为批评者,我并不感到惊骇。葛吉夫说,基督、佛陀、穆罕默德,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先知,是“神祇的信差”,他们终于失败了;我可以接受其中隐含的理论,那就是,也许我们应该给魔鬼机会了。我身为青少年对于这个世界并没有很好的评价,所以我很容易就接受葛吉夫的结论,即这个世界“乱糟糟”,或“颠倒混乱”,或就我自己对他的用语的翻译而言,“一团糟”。但是,如果上述的先知基于某种理由“失败了”,那么,葛吉夫(或魔鬼)就一定会成功吗?

哪一方面成功或失败呢?我可以接受一个理论,即人类有了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不接受某一个人所提出的一种说法,即他确实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有,接受并不是信服;为了严肃地讨论一种治药,我认为逻辑的方式是,我们必须相信疾病的存在那么,我要被迫为“人类的状况”提出一种见解吗?——进行一种诊断吗?我并不适合这样做,但是我并不反对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所能发现的唯一答案当然是:完全没有答案。

所有这些思考总是回溯到葛吉夫这个人身上。他指定我做一种练习,诸如“自我观察”,明白地说到,其目的是要“了解自己”,我并没有跟他争论;如同他所指出的,他背后有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力量支持他。也许,差异是在于特别的方法,而我不适合去判断他的方法的优点。然而目标并不是新的。

如果我接受一个前提,即人类低于大自然——我无法否认此事——那么,我就立刻被迫去考虑一个可能性,即葛吉夫是一个人,所以不一定有所有的答案——假定有任何答案的话。如同我在那个年纪所了解的,他的哲学无疑是很吸引人的。不止如此吗?所有“神秘”的观念对于好奇的人而言都是吸引人的,原因非常简单:它们是神秘的,或就某方面而言,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问题是很令人困恼的;他们会完全威胁一个人的自信、存在的理由。我的怀疑和问题就像一堆同心圆——生命本身的理由、人类生存的理由,似乎归根究底就在于我可不可能或会不会接受葛吉夫,视之为掌握钥匙的人。基于“我在他面前生活”的这个简单事实,我并不可能退缩(这不一定是适当的字眼),去“相信”任何其他现存的宗教或生命理论。我被他所吸引,因为他拒斥有组织的活动——无论是宗教的、哲学的,或甚至实际的;我更进一步被他所吸引,因为他似乎支持个人的真理,或行动。但是,令人惊恐的是一种必然的观念,即人类的生命——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是无用的。那个橡树树子的故事使得孩童时代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人类的生命想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有机体,可能发展,也可能不发展,我觉得很新奇。但是,难道葛吉夫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成长一棵“橡树”的适当方法吗?我终于面对着魔鬼吗?无论他是谁,我都喜欢他;我确实被他所迷住。纵使如此,有一件事还是很重要,那就是,我唯一一次认真地企图要自杀就发生在那一。我被一些问题所折磨,他们一直折腾着我—— 一定要发现某种答案,才可能继续无情地问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唯一可能有答案的人显然是葛吉夫自己,而由于他很可能也是“坏蛋”,所以我无法直接问他。结果我就喝了一小瓶甲醇。表面上,这并不是一种很决毅的行为,但我的意向是很严肃的——那瓶甲醇标明着“毒药”,我相信。这次企图自杀的结果并不特别具有戏剧性。我感到很恶心,甚至不必吃催吐剂。

我是在夜晚进行此事;第二天早晨,我把葛吉夫习惯喝的咖啡拿去给他,他迅速看了我一眼,问我怎么回事。在那个时候,我不再介意他是不是魔鬼。他唯一的评语是:为了自杀成功,必须全心全意去做。他没有问我为何这样做,而我记得当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当我们那天早晨彼此面对面时,我们是彼此表现出全然与冷静的诚实。